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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长琨:关于父亲的感觉
字体[ ] 日 期:2019-01-28 来 源:财政部   作者:【视力保护色:          】

 ——草根史记 

刘长琨

     

  刘长琨,财政部退休干部。曾担任中央财政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,财政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、人事教育司司长、部长助理;1998年调任国务院稽察特派员,2000年转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,2006年退休。时有理论研究文章及散文、杂文发表。 

    

    

   

  一直以来,父亲一词在我心中只不过是一个符号,一种普普通通的称谓,与同志、先生、老板没什么不同。至于父亲二字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潜在内涵,因为没有体验,对我是个空白。

  我的父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离婚的。父亲从部队上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,说要随军南下大别山,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,提出解除婚姻。母亲接到信却无法回信,因为不知道父亲的部队驻扎在什么地方。那时母亲还年轻,但她并没有离家。因为那年我才五岁,弟弟刚满一岁,上面有两层婆婆:我的祖母和曾祖母,母亲是唯一壮劳力,家里离不开她。

  父亲一直在部队上,平时不能回家,直到父母离异,我几乎没有关于父亲的直观记忆,想不出他是什么样子。让我永远忘不了的是,夜深人静之时,我从梦中醒来,常常看到母亲坐在床头低声啜泣。那是一段极其艰难而又凄凉的日子。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到父亲的消息,他没有南下,转业留在了济南,在省政府工作,又结了婚,组建了新的家庭。我由此便认定,父亲就是陈世美,是个无情无义之人。所以,当母亲出来参加工作并且也有了新的家庭时,我和弟弟都随母亲到了北京。我们不愿与父亲一起生活,和他没有感情。 

  长大之后,我有时回山东看望祖母,父子见面都是客客气气的,十分拘谨,没有父子的感觉。祖母去世后,我就再也没有专程回过济南的家,只是借出差之机,顺便到家里看看。父亲也知道我不是专程回去看他,所以每次都要问一句:什么任务?我也就不客气地实话实说:“出差”,或者“开会”。他也就不再多问。久而久之,这成了一种默契。 

  二

  1998年,山东的弟弟打来电话,说爸爸病了,住了医院。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济南。来到医院,弟弟妹妹们都在病房里守护着,听见我来了,都从病房里迎出来,悄声对我说:骨癌,晚期了,疼得厉害,电话里没敢告诉你。我已有所预感,若不是病重,爸爸不会住院,弟弟也不会给我打电话。在我印象中,爸爸似乎从来没住过医院,弟弟也从来没因爸爸生病给我打过电话。

  病房是一个里外套间,我走进里间,一眼看见父亲正蜷缩着躺在病床上,眼睛闭着,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。我走到病床前,大妹妹说道:爸爸,大哥看你来了!爸爸没有睁眼(他的眼睛早已近乎失明,只能看见一点光影,看不清人的面貌了),只是手动了一下。我赶紧俯下身,握住他的手。他的手软绵绵的,已经没有握力。忽然,他问道:“什么任务?”我心中一顿,随即便答道:“开会。”我是怕说专程来看他会让他感到病情很严重,增加他的心理负担。我看见他脸上掠过了一个表情,像是欣然,又像是释然。我不由在心里自问:我的回答是不是错了?其实,他对自己的病情已经完全清楚,不需要再隐瞒,我应当告诉他我是专程来看他的,可是我没有这样说!

  父亲是一个外表很刚硬的人,平时不苟言笑,如今我看见他无力地躺在病床上,显得那么虚弱,那么无奈,禁不住一阵心酸。突然,我心里有了一种感觉,从来没有过的一种牵肠挂肚的感觉,我似乎刚刚明白,眼前的这个人,这个命在垂危蜷缩在病床上仍然显得很魁伟的人,就是我的父亲,就是那个给了我生命的人;在我们的体内,有共同的基因,有一个共同的生命密码在传承。

  弟弟妹妹看到我难过的样子,以为我累了,说:大哥坐了一夜火车,先回家去休息吧。这使我更加五味杂陈。他们自幼在父亲的呵护下长大,从未离开过父亲一步,哪里能理解我此刻的心情!

  三

  其实我早已原谅了父亲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渐渐明白了人是多么难以控制欲望,抵御诱惑,何况是在那样一个性命朝夕难保的战争年代。1958年父亲被打成“右”派之后,我对他的印象更有了根本性的转变,我知道,他并不是一个无情的人。

  在1957年的反“右”斗争中,父亲单位里一些给党提了意见的人被打成“右”派分子,他们感到冤枉,无法接受。我父亲是党委委员,他们认为我父亲是一个有正义感敢于说话的人,于是找到我父亲,让他替他们在党委会上说说话。父亲听了他们的申述,在党委会上发表了不同的意见,认为有些人即使意见提的不完全正确,但动机是好的,不应当作为敌我矛盾处理。在当时形势下,这样的意见根本不可能被采纳,父亲因此受了批评。但父亲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,并且动了肝火,发了脾气。问题没得到解决,那些被打成“右”派的人仍然不断地找我父亲,我父亲只好对他们说:你们的意见该反映的我已经在党委会上反映了,我解决不了你们的问题,你们可以到省委去反映。这话并没有说错,没有违反组织原则,党章明确规定,任何人都有权力向上级组织反映意见。但在1958年反“右”补课中,父亲以“为‘右’派分子翻案,鼓动‘右’派到省委告状”的罪名被划为极“右”分子,取消了一切待遇,只给18元生活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。我的伯父告诉了我上述情况并对我说:你父亲就是对事太认真了,替人伸张正义又不善于保护自己,得罪了人。你以后要经常回来看看他。

  我知道父亲受了冤枉,但我却不知道怎么安慰他,每次见了面仍然是不冷不热的态度,因为我从小与他没有过父子亲情的交流,在他面前我怎么也说不出暖心的话。 

  四

  父亲也和我一样,始终矜持着。父子二人都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波澜不惊的状态,好像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测之变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父亲的“右”派问题得到甄别纠正,组织上要给他重新安排工作(据说是到一所大学任党委书记),他的一位在中央组织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老战友给他打电话,问他愿不愿意到北京工作,他都拒绝了,他对一切都已心灰意冷。但他却开始询问我的工作情况,了解我今后的想法,同时让我代他去拜望在北京工作的老战友。这一切看似十分随意、自然,但我能感到他是在有意扩大和提升我的社会关系。我心中暗想:从小没你,我也活得很好,现在您老人家就不必为我操心了罢。他有时会主动向我谈他的工作体会,告诉我应当怎样处理好与领导、同事的关系,有一次说得嗓子都哑了,我却在心里暗暗地笑他:你如果会处理人际关系,何至于受了二十多年的挫折!因为我与他分隔得太久,心灵的距离似乎比实际的距离更加遥远;我能够意识到他对我的关心却无动于衷,心里没有丝毫的感动。

  五

  父亲晚年,体质明显下降,精力越来越差,特别是视力下降得很厉害,几乎到了失明的程度。凡有熟人去济南,我就托他们顺便去看望他。一次一位老乡去看他,见他眼睛已经看不清钟表的时间,就买了一块会报时的电子表给他,他十分感动。我回家时,他向我讲了这一情况,最后竟说了一句:这都是托你的福啊!我当时神情有些恍惚,心里在想:我作为他的亲生儿子,还不如一个外人体贴周到,竟没想到给他买一块会报时的表,使得他掌握不了时间,常常半夜醒来就不再睡眠。我在恍惚中顺口答道:我哪里有什么福!我忽然看见父亲正在面向着我,似乎在期待着我的回答;听了我的回答他的面色一下子暗淡下来,不再说话。我事后琢磨才意识到我当时的回答是多么的不妥。我本应该这样回答的:“是我托老人之福才有今天”。这大概正是他所期望的回答。可是我却说了那么一句带情绪的话,让他感到我对他的怨气一直没消。我是多么不会说话!

  六

  从济南回北京之前,我见了父亲的主管医生,也见了医院领导,询问父亲的病情,恳请他们千方百计进行治疗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父亲的事情这么上心。但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便接到弟弟的电话,说爸爸去世了。后来我听说,是弟弟妹妹做主,放弃了对父亲的治疗,因为一切治疗都已经没有意义,注射杜冷丁也无法止疼了,他们不愿让父亲再继续承受无谓的痛苦。这不禁又使我无限感慨:他们才是真正的孝子,才是与父亲不仅骨血相连而且心灵相通的人。

  父亲去世我没在身边,有人说,这说明你们虽为父子,却没有父子缘。我对这话深信不疑。一切都是缘,也许,我与父亲的缘分仅限于此。上辈子,他不欠我,我也不欠他,这辈子大概也互不相欠。爸爸,从此永远别过,无缘再见了。